2026年1月，首届全球中医急救大会在北京召开。我一直在关注这次会议的消息。看到“中医急救”这四个字成为全国同行共同讨论的议题，心里确实有些安慰。但我更关注的是，那些会上没有谈透的问题——民间中医的处境，谁来关心？那些真正能救急的老中医，谁来保护？

会议刚过几天，我自己就陷入了这样一场官司。起初是困惑，是无语。我这一辈子，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，到头来落个“非法行医”之名，被人索赔两百万。困惑之余，我渐渐明白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这是民间中医这个群体，在当下所处境遇的一个缩影。

一、成名之后：《人民日报》追踪采访，却埋下隐患

说起来，我的“祸根”，早在四十年前就埋下了。

1982年，《陕西日报》报道了长安县截瘫患者史媛的不幸遭遇。一个贤淑芳龄的少女，不能行动，悲痛不堪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社曾先后出动八人为史姑娘寻医，北京、上海各大医院都无人敢接。得知消息后，我决定接诊，那时正是“精神文明做好事”的年代。

由于治疗条件有限，在单位的支持下，我将这位高位截瘫患者接到厂里，天天按摩、针灸、汤药治疗。这件事得到了长安县县委的大力支持，县委书记张治国亲自带领党政工团来厂慰问，并给我赠送锦旗。在我的精心诊治下，这个患者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善，肌肉明显发达，浑身有力，手扶着凳子可以站起来了，脸上开始露出了笑容，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。

这一事迹被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轰动全国。从此，每天都有几十封患者的信像雪花似的飘来，我的医术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。很多病人直接找上门来寻医问药，有些省市领导是通过厂里领导带来的，还有些人是拿着单位的介绍信经厂里批准后前来看病的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诊治的病人一般都在五六十人左右。

因为有了一点名望，我也受到了包括单位部分领导在内的同行们的嫉妒和排挤：有人提出由于外来求医的病人太多，导致厂里的职工都看不上病，甚至还要排长队；有一次省机械局领导来厂里检查工作，看到很多重症患者聚集在厂门口，有坐轮椅的，有柱拐杖的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们厂里怎么有这么多病人？”厂里新来的一位新领导，也不支持，也没解释，要求我在三天内把所有病人赶走。无奈之下，我提出停薪留职三年，厂里领导先是推托，只批了“原则同意，具体再议”，一拖几个月才允许“停薪留职三年”。到1985年期满后，我再次提出续签合同，厂里领导不同意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联系调走。单位的个别领导有意刁难，不让我再续合同，后来我联系了一个单位，他们看到我是全民单位，而他们单位是大集体，当时就不予接收，将我的档案原封退回。后来，我又找了一个单位，到厂里办理手续，而厂领导说我的档案并未退回，就这样我的档案成了不解之谜。十五年里，我便成了黑人黑户。后来有人告知，我的档案竟被积压在原单位的档案室里十五年之久。正是这一轮又一轮的打压、拖延、刁难，导致我后来未能如期换证，更是我四十年申诉之路的开始。

二、我的六十年：救人无数，有据可查

1982年之后，我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每天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。但真正让我自己感到欣慰的，是多少个被大医院宣判“无望”的病人，从我这里走出去，活了下来，活得好好的。

2005年，陕北少年申攀高烧不退，在榆林地区医院、西安结核医院、交大医院、从西京医院转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，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27万元全部花完，在协和医院报了病危。回西安后，通过《西安晚报》向社会公开寻医，我免费给他治疗，三五付药烧退，医院20多次抽髓化验造成的后遗症，我又免费治疗三个月，痊愈后至今未复发。三年前我八十岁大寿，他还专程来西安为我祝寿。

2001年，我治愈了国棉三厂职工苏连叶，她在四医大诊断为恶性淋巴瘤病人，医生认为最多活半年，我用针灸加中药治愈。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，再无复发。我接治了长安县老教师李振豪，他在大医院诊断为烟曲霉真菌肺炎，医生说，此病为世界难题，全世界只有三例，前三例已死亡，他是第四例。药只有两三种，况且价钱昂贵，现在医院还没有药，病人只好出院回家。经我治疗后，又去医院检查，一切正常。2010年5月，我接治云南昭通病人何荣德，大医院诊断为软骨瘤，手术后又长一瘤，20天花了两万，瘤子还越来越大。医生说，一周内只有截肢，过一周就来不及了，费用需10万。病人坚决不截肢，含泪出院。后来又去省医院找两位教授，同样也要求患者截肢。如不截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用针灸加中药，三个月治愈，去省医院检查，一切正常。

2009年10月我接治陕西长武县肝肾综合症患者王佳，她两年六次住院，用药过度，腹胀如鼓。经我治疗后，腹水消失，精神好转，又能出外工作，到现在再无复发。陕西高陵县通远镇王芹，因用药过度，肝硬化、肝腹水，持续高烧，在唐都医院报病危，经我三个月治愈，到现在，无有再复发。

还有很多案例，都是我在停薪留职等业余期间免费给予治疗的。追踪随访的记录十分完备，各类诊断报告链条清晰，有的长达十几年的跨度。

三、四十年荒唐账：我的资格证之痛

有人说中医靠疗效说话。我认可。可是，疗效说了六十年，为什么一张纸的问题，四十年都说不清？难道这不是当年陕西的那股压制中医发展的黑恶势力再百般刁难吗？现在一些年事已高且富有经验的民间中医，原本都持有合法的医师证书，但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改革中，被各种有意无意的限制挡在了门外。用考核英语、故意刁难、不予审核等方式导致执业证书过期，只此一计，中国硕果仅存的老中医群体，就已陷入困境。说到这一点，我这里就有一笔四十年的荒唐账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全国医师资格统考，我的成绩优良。发证时，别人都发的医师证，地方卫生部门刁难我，找理由说我“没有医士证，就不能发医师证”。那时国门刚开，西医正在兴盛时期，中医被看作“大路货”。而我偏偏在1983年初扔了铁饭碗，创办西安第一家民营中医机构，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。换证的时候，我明明成绩合格，他们故意不通知我，让我错过了时限。

后来我找省里卫生厅领导，他们叫来中医管理局局长，还是推来推去。再后来上书北京，很多都是批示后，转回省里，但最终不了了之。他们说错过了换证机会，提出让我找家医院学习半年再给办理。医院治不好的病送到我这里被我治愈，我还要反过来登门向他们学习？学习什么？我每天门诊上有几十位全国各地的病人在请求我治疗，从没有休息时间，实在脱不开身。就这样还有很多人当天都挂不上号。

再后来政策变动，晋升中医必须懂英语，所以我再就不参加考试了。后来我在老医协弘仁门诊部上班一年，因搬迁我只能离开。汉唐医院又聘请我连续坐诊两年多，一位女院长多次要求我给病人开化验单，说我病人多，开化验单给我提成。我认为中医能诊断，何必要再开化验单，增加病人的负担呢？实在接受不了，因而离开医院。

还有另一条路，是将我的全科证作废，另考一个单科特长证。从古到今，哪有中医只能看一种病的道理？如果扁鹊、华佗在世，按现在的要求，他们也不能正常行医吗？

只因后来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只能在一家诊所坐诊。那时他们请来一位中医博导，结果病人不认可，所有病人绕行，他只好主动离开。还有一位老教授也坐了不到一个月，实在没有病人，也就不来了。

这样荒诞的事件，一拖就是四十多年。我四方求助，却无人理会。从那时起，我冒着风险，还是坚持给病人看病。几十年来，我所坐诊的诊所，从来不让他们收取诊断费。包括我长期对外开的药方，也从来没有收过任何费用。

几年前我还曾上书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，为民间中医的发展献言献策。六十年的时光，我解决过太多大医院无能为力的疑难重症，且没出现过一例医疗事故。八十年代我曾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，上门义诊九年，仅1982年一年，就义诊五千余人次，365日一日无休。当年年底，我坚持九年义务为患者上门送医的事迹，被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晏朝和《西安晚报》总编马师雄在《西安晚报》头版头条报道。题为：群众的好医生薛应中——坚持九年义务送门上医。那时看病从没收过任何费用，只知道治病，不图任何报酬，后来又被评为“西安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”。

我苦心钻研各种疑难杂症，获得了六项专利，有多个厂家生产，我投入的精力和花费的资金太多了，虽然订的有合同， 但是从来都没有收过他们的费用，紫阳保健品厂生产的保健品，和我签定了86万的合同，当年报纸上登的1.2亿的产值，也没有兑现过。甘肃一个厂的领导叫张相森，把厂卖了专门来西安找我生产保健品，他说我的保健品是经过技术鉴定的，通过临床研发的，他认为我才是真正的发明人，并不是那些骗人的保健品。后来他找到卫生厅，还是不给批准生产。最后空军电信工程学院生产我的专利产品，也没有被批准生产。不知当时那些掌权人是有意还是无意？后来有人对我说，为什么你们不给人家送钱报批呢？

我治愈的危重病医案，被《人民日报》《陕西日报》《西安晚报》等多家媒体予以报导。可这又有什么用？那些官员，不为做好事的百姓保驾护航，反而懒政怠政，横生枝节。连当年卫生部给我正规颁发的行医资格证，都要被百般刁难。一次次报审，均不予办理。这打的不是我一人的脸，是天下民间中医的脸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统考，如果我和他们一样发了医师证，也不会出现后面这些问题了。

四、一场必须打到底的官司

今年我八十三岁了，行医六十余年，从未想过会有这样一天，会被人堂而皇之地敲诈。

2023年11月19日下午，我应徒弟之邀，到他正在筹备的诊所帮忙坐诊。那天下午，一位患者排队候诊，我为他诊脉，指下诊断，竟是中医所说的“七绝脉”——这是危重之兆，意味着随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。我当时便明确告知他：病情危重，因诊所没有急救药物，必须马上去医院，不能耽搁。出事后才知道他并没有去医院，而是在诊所另一间茶室与人喝茶聊天。但不久之后，他突发抽搐、昏厥。我的徒弟立刻拨打120，我也再次催促送医。120很快赶到，将他送往医院，但最终经抢救无效，不幸离世。

死者生前可能有严重的心脏病史。从现有信息看，事发当日10时06分，他即主动联系我的徒弟，称“躺着就心脏疼，坐起来就好一些”，说明其心脏不适已持续存在数小时之久。其在前往诊所之前，已自行前往大医院挂号，至于因何退号，这是其个人对自身健康的自由选择。

事后，家属先是起诉索赔千余元，后来一步步将诊所其他人和我本人，一并列为共同被告。索赔金额，从几千元变成二百多万元。

我起初是困惑，是无语。但平静之后，我逐渐明白，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遭遇，这是民间中医群体在当下所面临的普遍困境。如果我这样有着六十年临床、无数治愈案例的老中医，都要被如此对待，那么那些比我年轻、还在坚守的同行，他们的处境只会更惨。那些想学中医的年轻人，看着前辈的遭遇，还敢再学中医吗？还敢坚持行医吗？所以，这场官司，不为自己，我也要为这个群体打下去。

我自问在整个过程中，无误诊，无延误，无不当处置，无伤害行为。我不应该为这场不幸承担赔偿责任。如果连我这样一心治病救命的医生，都要被这样的对待，那民间中医这个群体，还有什么指望？

我最近给北京著名律师陈博打电话，他专门研究民间中医药相关法律问题，打赢过不少民间中医的疑难案件。他得知我的遭遇后说，您的遭遇太冤了。您这是一个救人的行为，变成侵害他人生命权的诉讼，太不公平了。他说，法律保护的不应该是纸面上的资格，而是真正治病救人的医术和医德。中医要传承，不能光靠几个老中医撑着，还得靠法治来护着。如今，陈律师已经成为我的辩护律师，正在为这场官司忙碌。他迅速赶到西安，我给他一点辛苦的费用，都被他坚拒，这份古道热心，让人感到这世间还有像陈律师一样的公正人存在，为民间中医的冤屈发声！还有一位郎菲律师，也在热心地协助，准备为我的案子辩护。

官司打到什么程度，我就跟到什么程度。只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我也要打下去。我学医就是为了给百姓治病，只要诊室的门还开着，该治的病还得治，该救的人还得救。这不是什么大道理，就是一个医生该做的事。这样的事，我已经坚持了六十年，多少大风大浪都经过了。只要我的路走正了，是要能为大众健康服务，任何困难都不会怕的，我也会坚持下去的。

唯一希望的是，能把手里的经验给弟子传承下去，传给那些愿意学医、敢接手的年轻人。也希望有一天，他们不必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，一边救人，一边胆战心惊地提防着不知从哪里来的无妄之灾。

中医急救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本事。传了几千年，不该断在我们手里。而要让它传下去，光靠老中医不够，还得靠社会、靠法律、靠每一个人的理解和支持。

附：陈博律师的案情分析

天下奇冤！！83岁老中医仅号脉劝医，竟被索赔220万！谁死谁有理，真的能替代法理吗？

陈博  闻泽法讯

2026年3月16日 22:47

作为本案老中医的代理律师，我将客观还原事实，也把最核心的法律逻辑，清晰地讲给公众听。

一、事发经过：一次精确把脉并善意提警告患者及时到医院抢救，换来220多万索赔

本案中的老中医今年83岁，事发时81岁。

他拥有六十余年中医临床经验，事发时仅持有上世纪80年代核发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，未完成执业注册。

那天，他应徒弟邀请，在徒弟一处尚在筹备、手续尚未完善的场所内无偿提供指导帮助。纯属善意帮扶，未收取任何费用。

患者就诊时，老中医凭借多年临床经验，通过诊脉判断出危重七绝脉，当即明确告知：

“病情极为凶险，必须立刻坐车前往正规医院救治。”

然而，患者自感身体状况尚可，并未听从医嘱及时就医，而是在诊所茶室现场停留。

不久后，患者突发抽搐、昏厥。在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，老中医随后被喊过去参与救人，并多次催促120救护人员的到来。遗憾的是，患者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。

这本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意外。可后续发展，却让人心寒：

患者家属最初仅起诉中医诊所并主张千元左右赔偿，而后不断追加被告，最终将仅仅是号脉、警告劝导患者及时就医、参加抢救患者的83岁老中医一并告上法庭，索赔金额高达220余万元。

二、法律分析：老中医到底该不该赔？

不少人问我：老中医执业手续不完备，是不是就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？

作为专业律师，我可以明确地说：不是。

判断是否赔偿，唯一标准是：有无过错、有无损害、有无因果关系。

我们逐条来看：

第一 老中医的行为，本质上是“救命”。

· 他准确判断危重病情，没有误诊

· 他第一时间要求送医，没有拖延

· 他全程未开具处方、未实施任何治疗，没有违规诊疗

· 患者突发晕厥后，他积极协助救治，催促等120急救到来，他没有逃避责任

从头到尾，他都在尽力避免悲剧发生。

第二  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，与老中医无关。

患者离世的根本原因，是其自身存在危重疾病。

直接原因，是不听从专业劝告、延误就医。

老中医的行为，既没有加重病情，也没有阻碍救治。与患者的死亡结果之间，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

第三  资质瑕疵，不等于要为死亡买单，不等于要赔220万。

事发时老中医，持有上世纪80年代核发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，据现行法律规定，执业助理医师应当在执业医师指导下执业，在乡、镇基层医疗机构可依法独立从事一般执业活动。

老中医未完成执业注册，属于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，可依法依规处理，但绝不能等同于民事侵权，更不能因此承担巨额赔偿。

三、律师观点：不能让善意救人的人寒心

法律应当尊重事实、坚守公平，而不是奉行“谁死谁有理”。

法律规范医疗行为，但绝不惩罚善意施救、风险预警的好心人。

一位83岁、本应安享晚年的老中医，一生行医救人，只因一次把脉并专业预警要求或者到医院抢救，就要背负200万的索赔——

如果这都能告赢，以后谁还敢救人？

这不仅不公平，更会让所有敢于直言、愿意救人的医者寒心。

四、我们能做什么

我将依法履行代理职责，全力为无过错的善意施救者辩护，坚信法院会作出公正裁判，不让仁心蒙冤，不让善良寒心！

同时呼吁国家将有医术、有医德的民间中医的身份合法化，防止某些人借助行政处罚手段，敲诈勒索他们这为百姓救死扶伤的弱势群体。